地没有任何反应。
最后我的母亲实在不堪忍受离婚了，带着我回到了家乡。
母亲那时的决定我其实能理解，但是我不止一次自私地想象，假如当时我的母亲熬过去了没有离婚，那我后来不就是上海干部家庭子女了妈？我不能苛责我的母亲，她不是那种鲜有的少数具备政治远见的女人，那些极少数真正聪明的女人选择了继续和受迫害的干部配偶在一起。
事实上后者却是正确的，夺权的年轻红卫兵是没有执政能力的，那帮干部、知识分子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执政位置上的，熬过了那些年的动乱，这些人最终还是回到了人上人的生活上来。
但是，当时我的母亲，一个朴实的妇女又岂有这样的远见？我3岁那一年年底，已经处于崩溃极限边缘母亲带着已经4岁的我与我的亲生父亲离婚，乘着过年没有红卫兵打扰，离开了原本的家庭，离开了上海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海东市乡下的一个偏远农村。
一开始娘俩相依为命的生活是那样的困苦。
这样的环境下我懂事得远远比同龄的小孩更快。
我习惯了压抑自己的需求，习惯了物资和精神的匮乏，习惯了每天饿肚子，习惯了不提任何要求，习惯了——得过且过。
我十岁那年，母亲和一个大自己十岁的矿工结婚了。
那时候旷工是个人人羡慕的职业，稳定的收入能够带来养活一大家子的口粮。
母亲和旷工继父刚刚结婚那会儿是我少有的一段快乐日子，饭能吃的饱了，住的房子也变得更加宽敞温暖，偶尔还能有玩具了，一起玩得小伙伴也有了，继父虽然每天下井经常不回家，但是每天短暂的回家时光对自己还算不错，日子似乎在向好的方向走去。
但是，好景不长。
继父终究是和我没有血缘关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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